一切的開啟都是為了擴大可能性,拓寬這世界之視野。藝術在現實歷史世界中展開就是一種拓荒。當藝術工作只在體制城荒邊緣走動時,一種發生同時意味著瞬間消失的滄桑始終沒有在體制中找到一點落腳繹站。多次與圈內藝術家提醒我們體制的侷促性,當一波一波年輕活力裝置藝術家出現在我們眼前時,有誰記得70年代台灣裝置藝術家?那二三十年後除了畫冊又有誰記得今天的非商業藝術家?吾人只嘆一批批死於體制之壯士一去不復還。既使今天的商業藝術在以往也是恨另類的生活,體制機制如何使另類的不可能成為可能?而不是只懂得聽聞傳說中「堅持」神話。大體而言藝術家的「堅持」就是堅持到體制去開啟這空間而已。

這裡就台灣體制狀況談談除了「中央體制」之外的可能性展開方法。當年克理斯多福用帆布包裹小島或橋樑時,我們的藝術家或文建會除了也想去包裹點什麼大東西或文建會建築體外,兩者是不是也要想想,是哪一種機制讓克理斯多幅的包裹成為可能?是哪一種體制讓非商業創作成為可能。這是發生學也是方法學。讓它們在我們社會得以存活並且發展出可能面貌,並且是以醒目的方式。文化藝術不只是聊以慰藉的東西,而是生命體與生活上最主要的東西。商業或體制都必須圍繞文化生產來架構。一個能夠讓可能性發展的開放體制因此重要,此點訴求適用於藝術,也可以訴諸各行各業的開創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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